好多年，我一直没有见过你，一次去北京开会，会议名单上有你的名字，而你没到会，但我有一种预感，总有一天我会见到你。几年后，在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，我见到了你。从前我甚至不知道你的模样。那天，我在餐厅一边吃饭，一边和朋友闲聊，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叫我的名字，声音轻轻的，但很浑厚，回过头，我看见了你，我一眼就知道那是你了――因为轮椅。
　Ｔ．Ｓ，我不知道你第一次面对神经外科医生的心情。我经历过很多次神经外科检查，从小就习惯了身边围满医生，看他们翻弄病历夹，听他们低声讨论我的病情。我没有恐慌惧怕。我一开始就没有害怕，因为我那时还不懂得脊髓病对我意味着什么……我的身体从系第二颗纽扣的地方就没有知觉了，永远也没有了，留下的只有想象，有时我猜，想象或许比真实更美丽，假如真是这样，我宁愿在想象中生活。

　Ｔ．Ｓ，你患病时１９岁，我想那比我童年时患病要痛苦得多。１９岁已有丰富的思想，面对的现实更加残酷，学会适应残疾后的生活是漫长而痛苦的过程。而我患病时还不懂得痛苦，更不懂得什么是残疾。只以为如同患了百日咳，猩红热。我们很多人小时候都得过这样的病，住进医院，打针吃药，出院时又是活蹦乱跳的了。直到几年后，在一个寒冷的冬天，我妈妈背我走出了北京中苏友谊医院的大门，那一次我偷偷地哭了，我知道我的病再也治不好了，一路上我不停地用冻红的手背擦着泪水，我不敢抽泣，我怕妈妈听见我哭，我知道她比我更难过……一片灰蒙蒙的天空，那是我２１岁的天空，我做了最后一次脊椎手术，在病房里平躺了一个月之后，人们用担架抬着我出了医院的大门，空中飘飞着凌乱的雪花，眼前一片灰暗的迷茫，我觉得自己正像深深的海沟沉落……我只记得那是我记得的最艰难的一个冬天，我心灰意冷地躺了很久，终于有一天能够坐起来，忍着手术后的创痛，重新开始料理自己的生活，开始学习德语，日子枯燥又单调，心灵却渐渐像蓝色的湖一般宁静了。

　不久前，我又一次见到了你。你看起来有点虚弱，穿着厚厚的毛衣，你仍旧露出诚挚的笑容，我能深切地感到你的坚毅。你告诉我你的双肾功能都不好，几天就要做一次透析。你卷起毛衣的袖子，让我看你扎满粗大针眼儿的胳膊，几根血管因为反复使用已经被扎坏了，错乱的盘虬着，有的地方还突起青色的硬结。我难过极了，Ｔ．Ｓ，你一定很疼，我问你是否有换肾的可能，我说我们那座城市有医院做这种手术效果很好。可你轻轻摇摇头，你说你换肾已经很难了……我感动，你诉说这一切却是那样平静，仿佛病痛已是很久远的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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